1840—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，《新民说：中国的近代性（1840-1919）》以其为对象，着重考察了鸦片战争、戊戌变法、清廷预备立宪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等事件，阐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、由局部到整体，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“近代性”过程，主要回答了为什么“富强焦灼感”替代“立宪主义”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，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、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，以及于今日而言， 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等问题，并在此基础上认为，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，而是有着主动、积极的自我选择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。西方大踏步地前进，中国则节节败退。中国正是在这“前进—后退”的二元结构里，展开了自己的立宪史及近代性——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。
　　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：无论是“脱亚入欧”还是“兴亚抗欧”，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。要“入欧”首先是要“脱亚”， “脱亚”之“亚”的真实意思是中国，“脱亚”首先得“脱华”，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日本就不可能“入欧”。
　　而中国的“抵抗”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。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，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。这倒不是*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。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，“下层革命”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。而抵抗，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。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、不甘心，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，我们无法、也无能接纳西方的“进步”则成了一种*严酷的事实。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。